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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道德化


哲学(包括宗教)是智慧之学,智慧是人们观察事物、处理问题的一种能力,它原本就无处 不在,蕴含于人类丰富的实践活动中。哲学家、思想家们将这种人生智慧抽取出来,进行专 门研究,使之升华、结晶,成为促进人类健康发展、提高人类素质的“高级营养品” 。所以, 哲学家、思想家的主要工作之一,就是提供人生的理想,并指出达成理想的方法。 奠定儒学思想基础的中国伟大哲学家孔子、 孟子生活于纷争动荡的春秋战国年代, 其时 周室衰微,礼崩乐坏,战乱频仍,民不聊生。针对此现状,孔子提出一套以“仁”为核心的 儒家学说,这种讲究“爱人” ,强调“忠恕”的“仁学” ,无疑具有“人本主义”的色彩,因 而具有其进步与人道的一面。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“仁学”思想, 提出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与“闻诛一夫纣,未闻弑君矣”等带有最早“民主性” 萌芽的思想,这在当时的时代的确难能可贵。然而如何达成“仁”?我以为孔孟开出的济世 “药方” ,既达成理想的方法是苍白无力的,如同沈略兄所指出,儒家有其严重的理论(而 非时代)局限。孔孟之儒倡导的达成“仁”的途径,无非“内圣外王”“克己复礼” , 。内圣 ——强调个人自省,完善人格,即儒家之“修身” ,以接近“圣人”的境界;外王,以“王 道”治理国家,协调社会。而这两个方面,孔子又通通强调只要人人“克己复礼”就能达成 ——这未免过于天真!我以为孔孟儒学在关照政治等一系列社会生活领域时,存在一种“泛 道德化”的倾向,而这恰恰成为“孔孟儒学的致命伤” 。 那么,何谓“泛道德化”? 所谓“泛道德化” ,是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,以至越位侵犯到文化、社会生活的其他领 域,如政治、经济、文学艺术等,去做它们的主人,而强迫其他领域的本性,降于次要从属 的地位,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,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。 我们曾经历过一个“泛政治化”的时代,大多数 30 岁以上的国人,都对那个时代至今 心有余悸,在那样一个时代,一切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 ,其余文化领域的种种诸方面,均沦 为政治的奴仆, “教育要为‘工农兵’服务”——实际上是为意识形态、为政治服务;文学 艺术要为“阶级斗争”服务,成了图解政策,图解“阶级斗争”的工具,结果除了几出“样 板戏” ,尚有什么文学艺术可言?连“历史”的重新评价,也变成为了图解政策,图解“上 意” ,可随意篡改扭曲;道德沦丧,人伦尽失,父子相互“斗争” ,夫妻无情“揭发” ;国民 经济也几达崩溃的边缘——这是“泛政治化” ,即政治无限越位扩张的恶劣后果。 那么,道德的无限越位呢? 六月兄指出,孔孟“以政治理想为最高境界” ,孔孟“外王”的政治理想,含有重视民 生疾苦、民本主义的思想,如: 子贡问政,子曰: “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 ” 孟子曰: 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 ” 孟子曰: “焉有仁人在位,罔民而可为也!是故,明君制民之产,必使仰足以事父母, 俯足以畜妻子;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驱而之善,故民之从之也轻。 ” 孟子曰: “养生丧死无憾,王道之始也。 ” 这些无疑是有价值的, 但因孔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构建于 “人性善” 基础之上的 “王道” 、 “德治” ,他们以理想化的、近乎虚构的先贤圣王尧、舜、周文、周武为蓝本,以“内圣” 为实现“外王”的基本步骤,认为人皆有“恻隐之心” ,只要人人“克己复礼” ,发扬“恻隐 之心”“推恩以保四海”“王道”政治就可以实现,这未免给人以“政治神话”的感觉。 , , 何谓“政治神话”?兹举例说明:共产主义好不好?——“各尽所能,按需分配” ,人 人自由发展, 当然好! 然而可能吗?至少我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一天了。 社会主义好不好? “各尽所能,按劳分配” ,试图以“计划经济”合理配置社会资源,克服资本主义“由于生 产资料私人占有造成的生产的盲目性从而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”的弊端,在“共产主义”美 好蓝图尚未有充分条件可以实现之际,听上去似乎是个相对合理的社会,然而“计划”是人

制订的,如何保证制订计划的人不出错? 孔孟相信“人性本善” ,且经过后天教化可以更加向“善” ,他们周游列国,到处宣讲他 们的政治理想,其百折不回的精神固然可嘉,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统治者接受、实行他们的学 说,盖因首先象传说中尧、舜、文、武那样的“圣王”现实中实在罕见,而人性也不可能是 天生的纯善, 后天的教化也有相当的局限性。 与孟子同时代的公都子就曾当着孟子之面列举 下列事实: “告子曰:性无善不善也。或曰:性可以为善,可以为不善。是故文武兴,则民 好善;幽厉兴,则民好暴。或曰有性善,有性不善。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,以瞽瞍为父而有 舜,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,而有微子启、王子比干。今曰性善,然则彼皆非与?”这些说 法就是较为实际的。其实孟子自己也承认“人之所以异与禽兽者几希” ,他大骂那些见死不 救的统治者,说他们与持刀杀人者只是“五十步”和“一百步”的关系。如此一来,孔孟政 治理想的蓝图美则美矣,然其完全建立在个人人格完善、建立在“德治”基础之上的政治理 想, 又有多少实现的可能?一种理论一旦没有实现的可能, 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便大打折扣。 我认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,他的许多教育思想,学习方法,倒是值得称道, 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” “温故而知新,可以为师矣” “有教无类” 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 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以及强调学生是主体、尊重学生个性的“因材施教” “教 学相长” “循循善诱”等,至今仍有价值。但个人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失败的,两千年之 前已不可行,两千年之后,就更加难以适应与两千年前迥然不同的现实了。 在孔子的心目中, “仁” “义”是人生的最高价值,号召人们“克己复礼” ,克制自己的 欲望,以合于周礼。但他的“安贫乐道” ,尚不能看作是不求“富贵” ,惟求“道” ,孔子主 张“先义后利”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,得之不处也。贫与贱,人之所恶也;不 , 以其道,得之不去也。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 ” ” 而在“义”与“利”的问题上,孟子则走得更极端,几乎是将“义”与“利”完全对立 起来, 《孟子》开篇《梁惠王上》开门见山即说: 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: ‘何 以利吾国?’大夫曰: ‘何以利吾家?’士庶人曰: ‘何以利吾身?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 ” 《告子下》 : “今之事君者曰: ‘我能为君辟土地, 充府库。 今之所谓良臣, ’ 古之所谓民贼也。 君不乡道,不志于仁而求富之,是富桀也。 ‘我能为君约与国,战必克。 ’今之所谓良臣,古 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道,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,是辅桀也。由今之道,无变今之俗,虽 与之天下,不能一朝居也。《公孙丑下》“域民不以封疆之界,固国不以山溪之险,威天下 ” : 不以兵革之利,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,亲戚衅之;多助之至,天下顺之。 ” 本坛网友路西南德君已指出:照孟子此言,岂不是“为国家图富强,为人民谋福利,为抵抗 侵略捐躯战场、折冲国际的英雄和外交家,都成了民贼,要被铲除”?网友沈略也曾置疑: “俄罗斯 (一度) 有那么大的疆域是岂不是沙俄当年大讲仁义的结果?……当年威天下的蒙 古(成吉思汗)岂非是得道的大慈善家?” 《司马法》曰: 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;天下虽安,忘战必危。 ”古今中外之有国者,未见 有以兵之强为患也。而如孟子等儒者只单纯强调“仁义治国”“修文德以怀远人” , ,若照此 实行,恐误国非浅!宋室便是一味强调“修文德”不重武备,而遭至“靖康之难”的。南宋 朱熹云: “古先圣王,制御夷狄之道,其本不在于威强,而在于德业。其备不在于边境,而 在于朝廷。其具不在于号令,而在于纪纲。今日谏诤之途尚壅,佞幸之劳方张,爵赏易致, 而威罚不行。民力已殚,而国用未节;则德业未可谓修,朝廷未可谓正;纪纲未可谓立。凡 古圣王所以强大折冲,威制夷狄之道,皆未可谓备。 ”南宋国破家亡,惟余半壁江山偏安一 隅, 欲报国仇家恨, 收拾旧山河, 自当树立威强, 巩固国防, 而朱熹喋喋不休于 “圣王德业” 、 “格物致知” ,究竟有多少实际效用?

儒家以“理”排斥“欲” ,以“义”排斥“利” ,不重物欲的满足,忽视人民现实生活的改善。 孟子虽也承认一般百姓 “无恒产则无恒心” 所以主张明君要 , “制民之产” 但却反对言 , “利” , 反对 “求富” , “辟土地, 充府库” 看不起齐桓、 , 晋文的霸业, 照孟子之言, 上下皆不言 “利” , “有仁义而已矣” ,岂不是要人民只能维持“五十可以衣帛,七十可以食肉,八口之家可以 无饥” 之类不饥不寒最低的生活标准?这种 “重义轻利” 的传统影响极为深远, 至宋明理学, 更发展为影响极其恶劣的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 , ,清代学者戴东原猛 烈抨击宋儒,直指他们“以理杀人”“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,为祸如是也。 , ”梁漱 溟先生也曾指出: “试翻看全部《论语》 ,全部《孟子》(贬斥欲望)处处表现如此者不一而 , 足,引证不胜其引证。其后‘理’ ‘欲’之争, ‘义’ ‘利’之辨,延二千年未已,为中国思 想史所特有,无非反覆辨析其间之问题,而坚持其态度。语其影响,则中国社会经济在二千 余年停滞不进者,未始不在此。 ”儒家极少考虑到人对于“欲望”及“利益”的追求,犹如 水流,堵塞及放纵都有可能造成灾害,惟有疏导和善加利用,方能达成水利。我们今日推行 市场经济,就是要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,改善人民现实的生活。 儒家“泛道德化”在中国文学领域的表现,则是强调“文以载道” ,这虽是隋唐“古文 运动”中韩愈所倡导,然溯其源者,始作佣者当是孔子。 《诗经》本是西周至春秋时一部民歌选集,其中充满着人类自然的情爱和活泼的生命, 是中国文学灵感的源泉之一,然而这部纯文学的诗集,一旦落入儒家之手,立刻就染上了道 德价值的色彩,一变而为“教化”的工具, 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 在孔子眼里,变成了歌颂文王“后妃之德” ,孟子也一口咬定《诗经》是歌咏“王道”之作, 其实, 这根本是孔孟想当然耳! 诗歌本身的真义全被糟蹋了! 至唐代韩愈发起 “古文运动” , 主张“文以载道” ,虽则对反抗六朝浮华淫巧文风有正面作用,然过于强调“文以载道” ,使 “泛道德”的洪流淹没文学故有的田园,文学变为道德的奴婢,字里行间,充满着道德的阴 影,使文学在文化中失去了本性和独立的领域。实际上,文学关注的是永恒的人性,反映的 是作家种种人生体验,而道德是要告诉人们“应当如何” ,过分强调文为“载道”之器,只 会贻害文学。幸好中国还有道释,有魏晋风骨,否则中国也许不会留下如许丰富优美的文学 遗产。 两千年儒家文化一味强调“道德”“德治” 、 ,对现代中国的负面影响,还有中国老百姓 至今盼望的仍是“明主”“清官”“青天大老爷” 、 、 ,而不是自身参政议政的权利;他们反对 的只是官倒、特权、 “无德”的贪官污吏,而极少想到,我们怎样去建立一套符合现代宪政 思想、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,因为源于西方的现代政治中“分权” “制衡”思想 是建立在“人性恶”基础之上的,与“道德至上”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。清宫片《雍正》 、 《康熙》等等泛滥成灾,大获轰动,即是国人普遍心态之一明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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